2011年，美國開始實施其專利法修正案：《美國發(fā)明法案》（America Invents Act，AIA），該法案被視為近60年來美國專利制度****、幅度*的一次修改，時任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在簽署該法案時將其稱之為“美國半個多世紀以來**主要的專利制度改革”。在該法案中，一項重要內(nèi)容就是改革美國專利商標局（以下簡稱美國專商局）負責的專利授權后無效宣告程序（即行政確權程序），在美國專商局內(nèi)設立了專利審理和上訴委員會（Patent Trial and Appeal Board，以下簡稱PTAB），由該委員會負責審理雙方再審（inter partes review，IPR）和授權后再審（post-grant review，PGR）等專利行政確權程序，優(yōu)化程序設置，增強程序活力與效果。 

自美國發(fā)明法案**實施以來，據(jù)統(tǒng)計，PTAB的年度收案數(shù)量迅速增長并**終穩(wěn)定地保持在1600~1800件（見表1），專利行政確權程序已經(jīng)成為美國專利制度中舉足輕重的主要組成部分。2018年，PTAB共收案1718件，高于美國任何一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的專利案件收案量，相當于專利收案量**多的三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案量之和，已經(jīng)成為美國專利訴訟的“**地”。

變革往往伴隨著爭議。在專利行政確權程序的影響力不斷提升的同時，美國立法、司法、企業(yè)和法律服務行業(yè)等對該程序的關注程度也在提升，業(yè)界對于該程序性質與定位的思考、討論甚至質疑也相繼涌現(xiàn)。在此背景下，行政確權之后的司法程序成為了各方意見與觀點集中交匯的首要環(huán)節(jié)。根據(jù)美國發(fā)明法案，對于PTAB作出的專利確權決定，其訴訟救濟法院是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部分案件還有可能進一步走入美國*法院。近年來，除涉及專利法定授權條件（例如：新穎性、創(chuàng)造性、可授權主題等）和一些程序性問題之外，兩級聯(lián)邦法院還針對業(yè)界普遍關注的涉及專利行政確權程序本質屬性的基本問題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判決，給出了明確的結論。

美國是判例法體系的**，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和美國*法院在發(fā)明法案運行初期就釋明了專利行政確權程序的根本屬性，及時回應了業(yè)界關注的問題，對于美國專利制度的運行發(fā)展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國專利法語境之下，對于我國《專利法》第45條規(guī)定的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審查程序（即專利行政確權程序）性質與定位的爭議長期存在，各種觀點莫衷一是。因此，對處在變革與爭議之中的美國專利確權制度進行觀察與研究，也能為我國當前在面對類似問題時的研究思路與解決方案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2016年Cuozzo案：明確行政確權的法律定位

1. 案情簡介

專利權人Cuozzo公司于2004年獲得No.6,778,074美國專利權。針對該專利權，無效宣告請求人Garmin公司于2012年9月向PTAB提起雙方再審程序（IPR）。PTAB作出審查決定，宣告涉案專利權中部分權利要求無效。該案的一個主要爭議焦點是：美國專商局是否可以在專利行政確權程序中采用不同于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程序中的權利要求解釋的規(guī)則？對此，Cuozzo公司主張：雙方再審程序應被視為一種司法替代程序，因此其理應適用司法程序中的權利要求解釋標準。而美國專商局則明確表示：該權利要求解釋標準的實施是具有權威性的，至于是否應當被改動的問題，理應由美國國會作出決定，而非聯(lián)邦法院。PTAB由國會立法而成立，其所適用的標準也應有立法機關確認或改動。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隨后維持了PTAB的決定，美國*法院**終審理了該案件，并在判決中以8:0的一致意見支持了PTAB的做法。判決指出：美國發(fā)明法案并未明確規(guī)定在雙方再審程序中應當采用哪種權利要求解釋的標準，美國專商局有權制定并實施其專利確權程序中的規(guī)則，采用不同于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的標準。

2. 判例觀點及評析

本文認為，該案所涉及的權利要求解釋規(guī)則之爭，其深層次原因是對美國發(fā)明法案下美國專商局確權程序的屬性認識之爭。即美國專商局確權程序是否屬于類似于美國聯(lián)邦地方法院的司法程序，或可視為司法程序替代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PTAB就應當適用聯(lián)邦地方法院的相關規(guī)則和標準，當然也包括權利要求解釋的標準。對此，美國*法院在Cuozzo案判決中予以了明確的回應：“雙方再審不像是一種司法程序，而更像是一種專門化的行政程序。設立雙方再審的目的不僅是要解決當事人之間與專利相關的爭議，也要保護重要的公眾利益：專利權的壟斷應當限制在合法范圍內(nèi)”“對于權利要求的解釋，專利制度長久以來在美國專商局再審查程序和司法裁判程序中就存在不同的方式”。可見，美國*法院明確認為美國專商局程序并不是司法程序的替代品，而是具備特定公益屬性的行政程序，在該程序中實行與司法程序不同的規(guī)則與標準并無不妥。Cuozzo案是美國發(fā)明法案實施之后進入到美國*法院的雙方再審程序**案。美國*法院在該案的一致意見中明確地指出了雙方再審程序是行政程序、具有公益屬性，其影響深遠。

Cuozzo案涉及的權利要求解釋規(guī)則的后續(xù)發(fā)展也值得一提。2018年11月，美國專商局主動將其長期使用的權利要求解釋規(guī)則，修改替換為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使用的解釋規(guī)則，目的在于“增進與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間的協(xié)調性和一致性，以實現(xiàn)專利體系內(nèi)更高的確定性和可預見性”。雖然從結果上看，美國專商局與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的解釋規(guī)則**終歸于相同，但是美國專商局的上述調整并不違背Cuozzo案的判決，這種選擇規(guī)則的“權力”正是美國*法院在Cuozzo案中所認可的。

（二）2018年Oil States案：合憲性挑戰(zhàn)，私權與公益

1. 案情簡介

專利權人Oil States公司擁有一項專利權，用于保護液壓下的井口設備。2012年，專利權人在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起訴Greene's Energy公司侵犯該專利權，后者隨即在PTAB啟動了雙方再審程序。此后，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的侵權判定程序和美國專商局的無效程序分別并行審理。2014年，PTAB作出**終書面審查決定，認定涉案專利權相對于現(xiàn)有技術是可預見的，故宣告其無效。Oil States公司訴至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除了可專利性的問題之外，Oil States公司還對雙方再審程序的合憲性提出了質疑。具體而言，其認為根據(jù)《美國憲法》第3條的規(guī)定，撤銷一項專利的行為必須在美國法院中、在陪審團前進行審理。美國聯(lián)邦巡回上訴法院維持了PTAB的審查決定，Oil States公司隨后向美國*法院提出申訴稱：“憲法規(guī)定專利權人享有獲得陪審團審判和向《美國憲法》第3條法院提起訴訟的權利，但是雙方再審違反了這些權利”“專利是私有財產(chǎn)權利，專利無效訴訟必須在《美國憲法》第3條規(guī)定的聯(lián)邦法院審理，而不是在政府機構進行裁決”“雙方再審無視先例，將專利訴訟從陪審團手中搶奪過來，交由政府官員處理”。

2. 判例觀點及評析

美國*法院沒有支持Oil States公司的觀點。判決指出：（1）授予專利權的行為涉及公共利益。因為授予專利權涉及“政府和其他人之間產(chǎn)生的問題”，具體而言，專利是“公共特許經(jīng)營權”。而雙方再審（IPR）是對已授權專利的再次審查，其與專利授權涉及的基礎是相同的，也涉及公共利益。因此，授予專利權和撤銷專利權的程序交由行政機關處理是合理的，美國國會也通過立法明確地給了美國專商局這樣的權力。（2）Oil States公司提到的三個在先判例均指出“專利權屬于私權”，然而這三個判例是在1870年《美國專利法》的時代下作出的，均不涉及該案中由國會授權設立的專利授權后行政再審程序。因此該案的判決與在先判例并不沖突。（3）歷史上，專利無效程序通常是在18世紀的英國法院中進行審理，但在當時也存在著在行政機構樞密院中進行審理的專利撤銷程序。因此，現(xiàn)如今美國國會設立的由美國專商局進行審理的IPR程序并不違反《美國憲法》第3條的規(guī)定。何況，歷史的實踐在該案中并非決定性的，因為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項交給立法、司法或行政機關都是可以的。（4）**，不能以美國專商局的IPR程序與聯(lián)邦法院的司法程序“看上去很像”就推導出IPR程序代行了法院的職責，繼而得出其違反《美國憲法》第3條的規(guī)定。美國*法院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看上去像（look like）”的標準來判斷該問題。（5）該判決只是回應IPR合憲性的問題，專利權作為一項權利受到憲法上正當程序條款和征收條款的保護。

該案中，美國*法院以公共利益論為根基，借助歷史分析的方法，回應了專利行政確權程序的合憲性問題。本文認為，美國*法院在Oil States案和Cuozzo案中的觀點和論理邏輯是一脈相承的：首先，專利授權確權程序涉及公共利益；其次，美國國會有權通過立法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項交由行政機關負責；**，美國專商局行政確權程序雖然與司法程序相似，但其并不是司法程序或司法程序的替代品，而是法律規(guī)定的特別行政程序。

值得一提的是，Cuozzo案和Oil States案的判決分別是由布雷耶（Breyer）大法官和托馬斯（Thomas）大法官執(zhí)筆撰寫，而兩者分別是美國*法院現(xiàn)任大法官中持“自由主義（liberal）”傾向和“保守主義（conservative）”傾向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無論持何種政治立場，美國*法院的大法官們對于發(fā)明法案下專利行政確權程序的性質和定位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